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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振甫
——平湖人的骄傲
作者:丁惠才
2016-09-02 16:14:08

2012 总第106期
  去年10月,新世界出版社的想念大师系列丛书之二——《想念周振甫》一书出版后,我立即向新华书店订购一册。书到手后,我怀着崇敬的心情,一口气将全书读了一遍。读着读着,我深深地为周振甫先生那种勤奋好学、敬业乐群的崇高精神所感动,一种自责之情油然而生,心想如果我能有周先生一半的精神,也许我不至于像现在这样“政绩平庸惭对党,报酬优渥负于民”①。
  《想念周振甫》一书,收录了28位专家、学者的回忆文章。他们原来有的是周振甫先生的领导,有的是他的同事,有的是他的助手和后辈,还有他的亲属。他们从不同的侧面讲述了周振甫先生对他们的帮助和教育,回顾了他在长达60多年的编辑生涯中在为人作嫁和学术创作这两方面所作出的杰出贡献,表达了对他的无限崇敬和深切怀念之情。
  周振甫先生不但为我国留下了许多富有独到见解的、高质量的古典文学方面的学术著作,对于继承发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具有重要作用,而且在治学方面表现出来的那种勤奋好学、敬业乐群、淡泊名利、实事求是的精神为后辈学者树立了学习的榜样。
  
(一)

  古人云:“学向勤中得”、“业精于勤荒于嬉”。周振甫先生能成为学识渊博,著作等身的大学者,成为当代中国最优秀的出版家之一,全在于别人难以做到的这个“勤”字。正如吴海发先生所说的,他一身勤奋,写、写、写,写到生命的尽头。他身材虽小,但著作“过”身,他形象高大,如一尊雕像屹立在出版的芳园。
  与周振甫先生同事20多年,又是30多年老邻居的中国青年出版社原发行处长王久安先生回忆说:“周先生一生勤奋好学,他给我的一个最深刻的印象,是孜孜不倦地读书。当年中青社在东四十二条四合院里办公的时候,每天中午休息两小时,我们一些年轻人要么在院子里打羽毛球,要么在走廊下象棋,只有周先生一人总是站在工会阅览室门口,一动不动地看书。……他已出版和即将出版的700多万字的著作就是在别人睡眠和娱乐时完成的。”
  周振甫先生在单位利用一切时间读书、写作,在自己家里也无不如此。他的女儿周佩兰、女婿徐名翚在《我们心目中的父亲》一文中说:“在生活中,父亲是一个很普通的人。……如果说,父亲跟普通人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就是睡觉少。人的一生一般都得用三分之一的时间休息,但父亲却不,他每天休息的时间大概只占六分之一多一点。所以在我们的印象里,父亲是一个不睡觉的人。住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很少知道父亲是什么时候睡下、什么时候起床的。总看见的一个景象是:他一动不动地坐在书桌前的硬木凳上伏案写作。据母亲说,父亲一般总是晚上十二点左右才躺下,而早上四五点就起来了,有时甚至彻夜不眠。他退休后在家里的生活,几乎天天如此。父亲近700万字的著述,就是在我们休息娱乐时争分夺秒完成的。”
  周振甫先生在健康时如此抓紧时间读书、写作,在养病期间也无不如此。孙子周海涛回忆说:“祖父生病时,我们都不允许他像身体健康时那样熬夜。为了逃避我们的好言相劝,祖父常常在半夜一二点悄悄起床,用一个厚灯罩把台灯罩起来,然后心安理得地挑灯夜战。那时候还没有冷光灯,所以家里的台灯普遍短寿,用不了一二个月塑料台灯就被烤坏了。”
  在城市里正常生活状态下周振甫先生能如此勤奋好学,在“五七”干校放牛时也无不如此。周振甫先生的同事、原中青社副总编辑林君雄先生在回忆中说:“夏天,我们住地蚊虫多,好多人晚饭后都穿上衣服、抹上防蚊药、摇起大蒲扇乘凉去了,可是,周先生却躲在屋里看书写字。比起他我感到惭愧。”
  就是在出国访问期间,周振甫先生也不放过可利用的分分秒秒。据同事、中华书局编审柴剑虹先生回忆,1995年,他和周振甫、冯其庸三位专家应韩国三联书店之邀一起访韩,住在首尔的一个教会招待所里,他与周振甫先生同住一间。“大概是我们到首尔的第二天晚上,躺在床上听周先生谈治学到深夜,凌晨醒来却发现他不在床上,着实让我吃了一惊;起身一找,发现周先生居然端坐在卫生间里看书。看我吃惊的样子,周先生笑咪咪地解释道:‘我醒得早,习惯要看点书,怕影响你睡觉,所以躲进卫生间了。’之后几日,无论我怎么劝说他早起在房间看书,再三声明决不会影响我睡眠,周先生依然凌晨悄悄起来躲进卫生间看书。”
  周振甫先生读书不是一般的阅读,而是带着探究的目光去分析、去研究,发现问题寻根究底,弄个明白。王久安先生在他的《周先生永远是我学习做人的榜样》一文中说:“周先生为了搞清楚《文心雕龙》中的一个疑问,竟不惜化费大量功夫查遍所有资料,终于发现被嵇康之子嵇绍隐匿了一千多年又瞒过了古今一大批学者的眼球,把当年吕安写给嵇康的信,因为避祸故意写成是赵至写给嵇绍的。周先生这一发现更体现出他对任何人的错误都要寻根究底地给予纠正,是十分难能可贵的1
  “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韧不拔之志。”②周振甫先生之所以能几十年如一日勤奋好学,其动力在于对文明祖国的热爱,对祖国文化典籍的醉心,对传承和弘扬祖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事业心与责任感。早在1931年求学时期,在“九一八”事变后,国难日深,刚满20岁、满怀赤子之心的他曾与无锡国学专修学校的同学一起,赴南京请愿,抗议政府“不抵抗”政策③。此后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他始终保持着中国知识分子那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期许,这就是周振甫先生勤奋好学的根本动力。
  

  周振甫先生是我国出版界公认的编辑楷模。他自21岁进上海开明书店由校对而编辑开始,60多年专心致志治其业,甘为人作嫁衣裳,他的一生把自己的心血奉献给了“为主角跑龙套”的劳动上了。
  “愿作燃藜永发光”,周振甫先生的同事、曾任中华书局副总编辑的程毅中先生就用这样的标题撰文纪念周振甫先生百年诞辰。是的,周振甫先生就是这样一位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的资深编辑大家。
  同为中华书局编审的冀勤先生回忆说:“在办公室里,周先生从不占用公家的时间干私活,总是埋头审稿,写审读意见,从不聊天,从不喝茶看报,从不工间休息。精神十分专注,这是他工作时的习惯”。另一位中华书局编审马蓉女士回忆说:“我曾与周先生在同一办公室,他总是比我们编辑室的年轻人来得早(从不迟到),走得晚。”
  周振甫先生工作严谨细致、一丝不苟,力求完满、最好。早在上海开明书店时期,他受命校对吕调阳先生的《汉书地理志详释》,发现书中对水道有不少说法不妥,就写了一篇跋文,予以一一指出。主编王伯祥先生认为可以代表编者的意见,嘱附在书后。1947年,钱钟书先生《谈艺录》一书成稿,交给了开明书店的叶圣陶。叶圣陶便让周振甫担任该书的责任编辑。周振甫读过书稿后,深为钱钟书先生丰富的学识和独到的见解所叹服。在文字校勘之余,他认为该书没有目录,不便读者查阅,于是便为该书加了提要性的小标题。钱钟书阅后十分高兴,同意列入书中。1948年该书出版时,钱钟书在该书首版的序后附言中说:“周君并为标立目次,以便翻检,底下短书,重累良友,浪抛心力,尤所感愧。”钱先生还在他送给周振甫的一本《谈艺录》上题云:“校书非如观音之具千手千眼不可,此作蒙振甫兄雠勘,得免于大舛错,拜赐多矣。”1977年,钱钟书将他的另一部重要著作《管锥编》交中华书局出版,仍由周振甫任责任编辑。周振甫提交了该书的审读报告,并附有38页的修改意见。该书出版时,钱钟书在序言中再一次表示感谢:“命笔之时,数请益于周君振甫,小叩辄发大鸣,实归不负虚往,良朋嘉惠,并志简端。”
  更为可贵的是,周振甫先生在编辑工作中坚持真理,实事求是,敢于与错误论是非。1956年,随着毛泽东的一些诗词在报刊上公开发表,引起了各界的关注和青年人的喜爱。中国青年出版社请诗人、《诗刊》主编臧克家写《毛主席诗词讲解》。臧克家提出请人作注。中青社让周振甫担任这一工作。周振甫研读了已经发表的18首毛泽东诗词,对其中两处笔误提出了修改意见:一是《菩萨蛮•黄鹤楼》中,“把酒酹滔滔”的“酹”误写为“酎”。“酎”是重酿的醇酒,“酎滔滔”难以解释;“酹”是以酒浇地表示祭奠,“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是说把酒洒在滔滔的江水里,内心激动,思潮追逐着江中的波涛,翻腾起伏,反映了大革命失败后,诗人激动的心情。二是《沁园春•雪》中,“原驰蜡象”的“蜡”,误写为“腊”。因为诗词中这一句与上句“山舞银蛇”是对仗句,“银蛇”和“蜡象”词性才相对,形容雪后的景象也十分贴切,而“腊象”既不符合诗词对仗的要求,又难构成雪后景象。1957年1月12日,毛泽东给臧克家等人一封信,谈他的18首诗词在《诗刊》上发表的意见。他说:“既然你们以为可以刊载,又可为已经传抄的几首诗改正错字,那末,就照你们的意见办。”后来在正式出版《毛泽东诗词讲解》一书时,就按周振甫先生的意见,对上述文字作了订正。周振甫先生的同事、后为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审的章学新先生在《振甫先生——永远的怀念》一文中说:“这件事,多少年来,振甫先生没有透露过,1999年8月24日,我去看他,他才告诉我。后来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同志告诉我,毛主席手稿中确有笔误。这也足以说明,振甫先生学风严细,为人正派”。
  1982年末,与周振甫先生同在文学编辑室的常振国先生提议召开周振甫先生从事编辑工作50年座谈会,得到中华书局和版协的支持,认为召开这个座谈会,不仅仅是周先生个人的事,而是要通过这件事唤起社会对编辑工作的重视,提高编辑的地位。周振甫闻说后,给常振国连写三封信,希望中华书局不要为他召开座谈会。周振甫先生的同事柴剑虹先生在《难以忘怀的往事》一文中说:“1983年2月书局与版协共同主办祝贺周振甫同志从事编辑工作五十年茶话会时,我们文学编辑室的同志为周先生戴上大红花表示庆贺,周先生却显得局促不安,连连声明说:‘从事编辑工作五十年,这不是一个实数。我1932年考进开明书店,开始当的是校对,还不是编辑;‘文革’时到‘五七干校’放牛,也有好几年不能当编辑。”与会的出版界同仁听了周先生的话,都有无不为周先生那种谦逊朴实、实事求是的精神所感动。
  周振甫先生严谨细致、实事求是的作风还表现在他富有自我批评的精神上。周先生的女儿、女婿回忆说:“1986年,我们为父亲编了一本《诗文浅释》,由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出版后,父亲对讲错了柳宗元《小石潭记》文中的一句话“卷石底以出”感到很不安。一天,父亲郑重其事地找出《礼记》、《左传》,给我们详细讲解了“卷石”的确切解释。1994年,我们为父亲另编了一本《诗文浅说》,还是由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出版”。他特地为该书写了一篇后记,在后记中他具体地讲了“卷石底以出”的确切意思,检讨了自己在上本书《浅释》中注释的错误,并向读者道歉。“为讲错一句话,特向读者公开道歉,这很可说明父亲实事求是的精神。”
  
(三)

  “乐群”一词,照南宋理学家朱熹的解释是“乐于取益以辅其仁也”。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乐于同朋友探讨以受益。”周振甫先生正是乐群的典范。他在编辑由作者发来的稿件时,严谨细致,一丝不苟,再细小的差错也逃不过他的眼睛,同时又十分注意向作者学习,以丰富和提高自己。最突出的事例就是他与钱钟书先生相互切磋、相互帮助的故事。由他担任责编的钱钟书先生的《管锥编》出版后,周振甫修订他的《诗词例话》,他把《诗词例话》修订稿送给钱钟书看,钱钟书认为书中“形象思维”一节举例可商,遂把自己所著《冯注玉溪生诗集诠评》中论李商隐《锦瑟》诗的未刊稿抄给周振甫,以补充“形象思维”一节。周振甫谦逊地说这次本书增补的关于“形象思维”、“赋陈”、“兴起”等内容“都有是从钱先生那里来的。”他俩长期的切磋合作,互相帮助,成为中国文坛流传的一则动人的佳话。
  能否做到“乐群”,首先决定于对“群”的感情与态度。周振甫先生在人际交往中,总是那样谦虚谨慎,和蔼可亲,对年轻后学总是诚恳帮助,热情提携。孙子周海涛回忆说:“我祖父自幼家境贫寒,青年时未读完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就进开明书店从事编辑工作。或许正是这段经历,在我祖父成名后,他一直十分重视帮助后学,即使是一些无名的古典文学爱好者也不例外。在与我祖父通讯的友人中,诚然有不少学界泰斗与晚辈学者,但更多的是一些无名的文学爱好者,对于他们提出的有关古典文学或是古典诗词的问题,他都不厌其烦地一一予以回答。……按现在的标准,我家那时寄信、寄印刷品或是包裹的数量,已经够“大客户”的级别了,因此工人体育场邮电局的工作人员对我祖父的名字十分熟悉——不少地址错得离谱的来信,最终神奇地送到了祖父的手里。”吴海发先生回忆说:“周先生谦逊为怀,淡泊名利。凡与他有交往的人,都留下难忘的印象。我以后学的身份向他请教,他写给我信60余封,……他回答我的问题循循善诱,从不以教训口气说话。”
  周振甫先生以助人为乐,客有所求,他必竭尽所能给予帮助。同事柴剑虹回忆说:“1986年,应北京文艺出版社之约,我和编辑室的黄克、许逸民二位分工合作撰写《乐府诗名篇赏析》一书。初稿完成后,呈请振甫先生审阅并作序。79篇乐府诗的注释和赏析文字总共不到10万字,又并非周先生的份内工作,可他逐篇细阅,提出的修改和补充意见用蝇头小字在稿纸上密密麻麻地写了几十页之多,让我们感叹不已。”曾担任周振甫先生所在编辑室主任兼党支部书记的熊国桢先生在题名为《一位无私奉献高自期许的好编辑》一文中回忆说:“1978年我回到中华书局哲学编辑室工作,周振甫先生的《谭嗣同文选注》交由哲学室处理,我有幸担任责任编辑。我抓住机会,以第一读者的身份,从头到尾逐字逐句地细抠了一遍,对自己没有读懂或存有疑惑的地方一一贴上浮签向周先生请教。我还请李侃同志和近代史编辑室的老编辑段昌同志帮我审阅书稿,提出意见。周先生听了我的意见后对所有的浮签都做了认真细致的处理。对于一些不尽合理甚至错误的意见,周先生也耐心地予以澄清说明,丝毫不曾讥笑我的浅妄。”
  《人民日报》评论员马立诚先生在回忆中说:“周先生是称誉海内外的国学家。周先生平时待人,绝不摆出大学者架子,有时就连查水电表的青年计完数字出门,周先生亦送至门口,欠身而别。其儒雅之风,大率如此。”
  华南师大教授卢元镇先生回忆说:“他一生蜗居在一间小小的书斋里,不求名,不谋利,却赢得了人们圣人般的尊敬。他在帮助别人解难的时候,不求回报,甚至考虑到不让他为难,这种精神境界让我们这些凡人汗颜。”
  捧读《想念周振甫》一书,一个既十分普通又无比高大的人物形象在我的心目中站立起来。我想,周振甫先生之所以如此受人尊敬,在于他60多年为人作嫁的编辑成就,在于他著作等身的学术贡献,更在于他勤奋好学、敬业乐群的人格精神。在当前,宣传他的业绩,弘扬他的精神,对我国学术、文化事业的繁荣和发展必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注释:
  ①摘自2002年拙作《六十三岁初度感怀(七律)》,原诗为:“本是穷乡一学生,挂鞭从政四旬春。才疏全怨贪慵懒,学浅皆因怕苦辛。政绩平庸惭对党,报酬优渥负于民。廉颇虽老尚能饭,四化洪炉添一薪”
  ②见宋代苏轼:《晁错论》。原文为:“天下悲错之以忠而受祸,不知错有以取之也。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韧不拔之志。”
  ③见周海涛:《周振甫传略》,载《想念周振甫》第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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